以移动支付为例，“２０１９年双十一活动，天猫商城的销售额最终定格在２６８４亿元，物流订单总量突破１２．９２亿单。”在这众多支付账户、各类型网络平台网店及社交平台账号背后，隐匿的是对数量庞大的个人信息、数据的攫取，以及对网络虚拟财产的管理、继承等问题。因此，加强对个人信息、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的立法保障，是网络用户的现实客观需求，也是当前互联网运行亟需厘清的行为规范，对维护所有者权益，助力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民法典视阈下的个人信息保护

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

１．个人信息处理的条件

民法典将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归在人格权中，除首次增加对“电子邮箱”和“行踪信息”的保护规定外，也明确了个人信息的处理需要具备的条件，即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不得过度处理。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包括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具体条件为：

（１）征得该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２）公开处理信息的规则；

（３）明示处理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

（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

２．自然人的个人信息权利

依据民法典的规定，自然人依法对上述个人资料信息享有支配并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具体表现为：

（１）查阅、复制的权利，即自然人可以依法向信息处理者查阅或者复制其个人信息；

（２）异议权，即权利人发现信息有错误的，有权提出异议并请求及时采取更正等必要措施；

（３）删除权，即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双方的约定处理其个人信息的，有权请求信息处理者及时删除。

３．信息处理者的义务

同时，民法典还规定了信息处理者、国家机关、承担行政职能的法定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信息安全保护义务。

（１）保密义务，即信息处理者不得泄露或者篡改其收集、存储的个人信息；未经自然人同意，不得向他人非法提供其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加工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

（２）信息安全义务，即信息处理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其收集、存储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篡改、丢失；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篡改、丢失的，应当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告知自然人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值得关注的是，当前对“泄露”行为是否须具有主观故意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为降低相关侵权责任风险及诉讼风险，建议企业客户亦尽量避免因过失导致个人信息泄露的问题，并通过技术措施加内部控制制度的形式，对员工及其他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处理进行严格防控。

４．个人信息处理的免责事由

除上述规定之外，民法典还积极寻求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利用之间的平衡，规定了个人信息处理的下述情形中，行为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１）在该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的范围内合理实施的行为；

（２）合理处理该自然人自行公开的或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信息，但是该自然人明确拒绝或者处理该信息侵害其重大利益的除外；

（３）为维护公共利益或者该自然人合法权益，合理实施的其他行为。

该项免责事由的出台弥补了我国个人信息处理的缺失，并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企业的处理成本。例如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下，企业合法收集公民的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个人信息，并基于社会公共利益合法使用，将免于承担相关民事责任。

三、民法典视阈下的数据保护

在民法典出台之前，关于数据保护的规定散见于著作权法、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之中，缺乏系统化的保护思路。而民法典的出台，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将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规定为民事权利的客体，为数据保护提供了原则性的法律依据。

当前学界对“是将数据进行财产化处理，还是将数据纳入知识产权体系”存在激烈争议，而民法典在现有版本中亦选择回避这一争议，将其单列一个条款进行保护。因此基于目前对数据的属性尚未有所定论，且我国尚未制定专门数据保护法的情况下，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路径对数据进行保护：

１．数据受著作权法保护

数据可以分为原生数据和衍生数据。原生数据是指不依赖于现有数据而产生的数据；衍生数据是指原生数据被记录、存储后，经过算法加工、计算、聚合而成的系统的、可读取、有使用价值的数据，例如购物偏好数据、信用记录数据等［１］。衍生数据可以成为知识产权的客体，对衍生数据的专有权虽然不具备传统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时间性的特点，但其具备传统知识产权无形性、专有性、可复制性的特点，其性质属于智力成果，应属特殊的知识产权。

因此，当对数据的选择或编排具有独创性，则该数据的集合可以作为汇编作品受到著作权法及其他知识产权法规的保护。

２．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商业秘密保护条款对数据进行保护

无论是原生数据还是衍生数据，均有可能成为商业秘密的载体，因此，如果数据是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或经营信息，则可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商业秘密保护条款进行保护。

除此之外，若数据涉及前述个人信息保护等人格权及其他权利，亦可在其他权利项下对其进行保护。

四、民法典视阈下的网络虚拟财产保护

１．网络虚拟财产的界定

当前关于网络虚拟财产的定义尚未出现统一的说法，目前有两种较为主流的观点，即广义理解说和狭义理解说。进行广义理解的学者认为网络虚拟财产的范围非常之宽泛，包括淘宝店铺、邮箱、微博、论坛等社区账号以及网络游戏中的角色、金币、装备等一切可以体现在网络上具有价值的数据资源［２］；而进行狭义的理解的学者则对其范围进行了限定，认为虚拟财产是一种主要存在于网络游戏中的新型财产，它以服务器为载体并且能用现实货币去购买和度量。［３］

与对数据的规定相同，民法典将网络虚拟财产规定为民事权利的客体，但亦未对其属性进行划分。本文认为，无论是从广义或狭义视角进行理解，网络虚拟财产作为新兴的无形客体，可以在游戏玩家之间自由交易或转让，其本质上是一种具有价值的商品，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动产。因此网络虚拟财产属于物权的外延，应当以物权的方式进行保护。反之，对网络虚拟财产的界定即为对其是否具备特定性、支配性和对世性等物权基本特征的考察。　

２．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

当前民法典对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问题未作明确规定。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条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遗产，不得继承。基于前述观点，网络虚拟财产作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民法典保护，而网络虚拟财产的物权属性决定了其可以成为继承的规范对象，具有可继承性。

但将网络虚拟财产明确纳入遗产范畴进行继承仍面临两方面的障碍。首先是广泛认为对网络虚拟财产进行继承，将对个人隐私产生侵害。然而，死者已逝，曾经行使民事权利的主体已不存在，对死者的隐私保护义务，其本质是为维护死者近亲属的权益，而作为继承人的近亲属提出了继承网络虚拟财产的要求，只要不违反公序良俗等原则，由其行使相关权益并无不妥。

其次，继承网络虚拟财产还需受制于用户与网络服务商之间的约定。因为网络虚拟财产是基于网络服务商提供的网络服务而产生的，因此网络运营商提供的网络服务协议，是否排除了网络虚拟财产继承的可能性也值得关注。

五、结语

互联网技术的快速革新，使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联系愈加紧密，由此产生相关权益的保护诉求也日益高涨，民法典的出台，为个人信息、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指明了方向。期盼在立法者的不断探索与社会的积极配合下，维护虚拟财产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促进互联网产业及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注释：

［１］杨立新、李怡雯：中国民法典新规则要点［Ｍ］．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

［２］林旭霞：虚拟财产权研究［Ｍ］．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３］唐小焱：关于网络虚拟财产法律保护的相关探讨［Ｊ］，法学研究，２０１３（０３）。

（作者：张磊、胡杨、黄非，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

攀枝花李明华律师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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