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频发杀老送终悲剧 对老龄中国意味着什么？

     5月2日，《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发表《“杀老送终”：日本的老龄化哀歌》一文，称日本警方的首次年度家庭谋杀案研究表明，父母是日本家庭谋杀案中最常见的受害者，凸显了在人口快速老龄化的背景下，看护者似乎已有些不堪重负。日本是一个老龄化问题十分严重的国家，65岁以上人口占人口比重已经超过了27%，而与此同时日本还存在少子化的问题，更显得老龄化严重。老龄化问题而导致的“杀老送终”的悲剧到底是如何产生的，日本有没有措施试图减少这种悲剧，而对于刚刚进入老龄化社会不久的中国而言，日本的悲剧有多少教训可以吸取呢？

　　悲剧频发

     1998年，日本《读卖新闻》首次在“超高龄时代”系列报道中采访了“看护杀人”事件，加害者亲手杀害患有智力障碍的儿子。进入21世纪后，此类案件越来越被日本社会关注，日本《每日新闻》大阪分社曾在2015年12月至2016年6月期间刊登“看护家族”系列报道，并出版成书。看护杀人承认备受关注的社会话题。

     2005年，家住日本某村庄有一对80多岁的高龄夫妇，多年来丈夫独自照顾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妻子，经济上已经走投无路，丈夫对未来感到无望，在日记里写下“准备和妻子一起去死”，深夜里带着妻子走到附近的火葬场，两人手牵手躺进了点了火的焚化炉。2017年5月6日，日本大阪府一名73岁的女性，也因一直独自照顾患上老年痴呆症后一直卧病在床的丈夫，感到疲惫不堪，渐渐萌生了“（他）死了也好”的想法，于是连续四五天没有管丈夫更没有喂食，等丈夫去世后主动向警方自首。

　　日本早期有名的“看护杀人”事件是2006年发生在京都的“长男杀母案”，杀人者（54岁无业男性）常年独自照顾患有老年痴呆的母亲（83岁），随着母亲病情越来越严重，男子最后辞职专心在家照顾，但因种种原因经济状况窘迫，男子最终选择杀死母亲后自杀。男子虽然被路人救下，但因故意杀人被捕，在法庭上，法官和律师都因为男子的阐述流下眼泪，甚至只能暂时休庭，最终男子被判两年六个月有期徒刑，缓刑三年执行，但不久男子仍然选择了自杀。

　　日本是人口老龄化相当严重的国家，这类故事并不罕见，官方称之为“看护杀人”，指看护人因某些原因伤害，虐待甚至杀害被看护者的案件。根据日本警察厅的犯罪统计数据，2007年至2014年8年间，因“看护感到疲惫”而杀人的案件共有356起，其中多数发生在亲人之间，成为日本社会一个令人唏嘘的社会现象。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的报道中也提及，根据日本4月11日公布的一项针对2014年通报案件的研究结果，2014年发生在家族内部的272宗谋杀或谋杀未遂案中，有三分之一与子女攻击父母有关，对配偶或对子女的攻击则各占约四分之一。

　　老而难养

　　常言道：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终。但是对于日本这样一个超老龄化社会而言，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和家庭，养老负担往往会导致“老而难养，老无所依”，最终导致“杀老送终”的悲剧发生。日本一直以长寿闻名，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数据最新显示，2016年日本65岁以上高龄人口（3461万人）已占总人口数的27.3%，创历史新高，预计50年后，每2.5名日本人中就有1名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每4名日本人中就有1位75岁以上的超高龄老人。

　　据日本内阁府统计显示，每4名75岁以上超高龄老人中，就有1位需要他人看护才能正常生活，承担看护工作的超60%是同居家人，比如儿女和配偶。虽然日本各地都有专门的“特殊养老院”，但因需求量大，护工人手短缺，老人病情鉴定程序复杂，普通家庭入住并不轻松。通常，需要他人照顾才能生活的老人往往已经病情严重，特别是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人，甚至需要寸步不离的照顾，承担看护工作的家人往往只能选择离职，专门在家照顾老人。

　　在日本近几年发生的“看护杀人”事件中，绝大多数杀人动机都可以归纳为两种：“对持续的看护生活感到疲惫不堪”，“对未来感到悲观”。失去工作后的家庭不仅失去了经济来源，还面临高昂的生活费和治疗费，陷入经济窘迫的境地；看护工作不仅需要付出体力劳动，有时还要承受患有精神障碍的老人的打骂。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没有专业看护知识的普通人，很难长时间忍受这些压力，甚至自己的身体状况也出现问题，出现抑郁症状。

   《每日新闻》曾经对这类“看护家庭”进行问卷调查，55%的受访者认为“有杀人或‘殉情’的想法也不奇怪”，93%的受访者表示“因看护工作而感到身心疲惫”，感到疲惫的原因主要是“被看护者的暴力言行”、“失眠”、“抑郁”和“经济情况窘迫”。《华尔街日报》报道中称，“看护杀人”案件中最常提到的作案动机是“对未来的担忧”，在所有案件中的占比高达三分之一。此类动机下给出的犯罪理由包括看护和财务方面的忧虑。

　　更极端的情况下，负责照顾老人的子女本身也是老人（比如90岁的母亲由67岁的儿子照顾），或者没有子女的高龄夫妻中的一方需要照顾另一方（76岁的丈夫由75岁的妻子照顾），出现老人照顾老人的“老老看护”现象，根据调查，承担看护责任的家属中约有30％自身也有一些健康问题。这类家庭特别容易丧失生存意志，甚至选择自杀。《每日新闻》的调查显示，在家中从事看护生病家人的看护家庭中，看护人的年龄主要是60岁以上（约占61%）。

　　而沉重的看护工作也会压垮看护人，导致看护人萌生厌世的想法。据统计，2007年至2015年期间，因“看护工作感到疲惫”而自杀的人数有2515人，其中超过60%是60岁以上的老人（1506人）。

　　路在何方？

　　因为少子化，高龄老人越来越多，能够担任看护工作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少，谁来养老成为影响这个岛国未来发展的重要难题。一直画风随意的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就曾公开表示：“日本老人老人早点死，日本经济才有救”，但实际上，他自己也已经是为75岁的超高龄老人。政客的胡言乱语固然毫无人性，然而这也凸显了一个问题，日本的养老问题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

     2015年安倍第二次竞选时提出了“安倍经济学”，其中“新三支箭”里就有实现“看护零离职”的方针，号称要解决日本人口老龄化和专业护工匮乏等社会难题，让大家在照顾老人的同时还能继续工作。

　　根据安倍提出的方针，入职一年以上的公司固定员工，在经过有关部门的鉴定后，可以申请每人每年5天的“看护休假”（如果需要照顾的老人有两人，则是每年10天），类似中国现在某些省份提出的“独生子女探亲假”；家属也可在3年内提出两次申请缩短工作时间的申请，还可申请不参与加班或出差；老人病情严重的话，还能申请每年93天的“看护停职”。

　　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些措施给大家提供了更好的工作环境，鼓励家人一边工作一边照顾生病的老人，合理应对了护工人手不足的社会现状。但换个角度看，这些措施意味着更大的社会和伦理压力，如果家里出现了病重的老人，子女或配偶必须承担双倍职责。

　　但“家庭养老”有其天然的弊端，那就是专业性不足，如果遇到的是缠绵病榻的老人，没有经过培训的家人，从精神和体力上都不具备长期照顾生病老人的能力。早稻田大学讲师武田京子曾提出 “应该抛弃血缘信仰”，主张完善“公共看护服务” 而非“让个人承担看护责任”，把看护的重担从家庭个人转移给地方看护机构。

　　虽然现代日本社会中“养儿防老”的观念不如中国深刻，但同样是东亚文化圈，家族的概念影响深远，子女和配偶理应承担照顾家人的责任，甚至为此承受极大的社会伦理压力。在日本，“不给别人添麻烦”的社会心态和严格的社会规范让社会变得十分压抑。

　　日本福祉大学副教授汤原悦子长期从事“看护杀人”研究，她认为应该学习英国的经验，社会也应该关心看护人和护工的需求，为他们提供帮助。

　　在英国，政府不仅会以家为单位为看护者提供援助，还根据《护工法》，将看护者和被看护者界定为独立个体，即使是提供看护的家属，也能作为护工得到社会认可，关心护工的需要和利益，避免让他们产生被社会抛弃，只有自己在硬撑的孤独感。

　　中国镜鉴

　　同为东亚文化圈，有着类似的“孝亲文化”特征，日本在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值得中国好好吸取经验和教训。按照联合国定义，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了老龄化；比例达到14%即进入深度老龄化；20%则进入超老龄化。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止2016年底，中国60岁以上人口有2.3亿，占总人口比重已经超过16.7%，其中65岁以上超过10%。中国目前已经接近深度老龄化社会。

　　但与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老龄化还存在一种实际问题，那就是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出现很明显的未富先老的特征。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呈渐进的步伐，当它们的65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7％时，人均GDP一般在1万美元以上，而我国进入老龄化国家时，人均GDP仅为800美元，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压力很大。如此同时，中国执行三十年的严格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一代独生子女的养老负担更为沉重。

　　全世界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只有中国，这意味着中国的养老问题更为复杂难办。日本的养老悲剧正是给中国的提醒，在问题尚未发生之初，能想好对策。养老最大的问题首先是经济问题，相比抚幼，养老对家庭经济的影响更大。对于下一代，会慢慢长大，也就是抚养的边际效益是递增的，而老年人只会越来越老，养老对于家庭经济的边际效益是递减的。而对于这个问题，政府要有所担当，减少家庭养老的负担，最直接的办法当然是讨论多时的个税改革，将抚养负担在税收中扣除。目前关于个税综合征收的改革正在讨论中，未来一到两年或许将实现，届时将减轻大部分家庭的养老负担。另外社会保障的完善，减轻老人医疗的负担同样是完善养老的重要措施。

　　除此之外，养老产业的支持也必不可少，专业看护队伍的建设，可以极大的弥补家庭养老的专业性不足。就目前我国的养老形式，养老院床位严重不足，同时出现了贫富差距巨大的问题，高端养老院设施齐全，环境优雅，但价格畸贵，非一般家庭能够承受，而普通养老院则是一位难求，同时质量不敢保证，与其说是养老院，不如说是托老所。

　　当然，老龄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过高，这是经济发展和人均寿命增加的必然结果，这个问题只有伴随着人口增长缓慢才会出现。而如果总人口增加稳定，年轻人口战总人口比重缓慢增加，老龄化问题当然不成为一个问题。所以要防止老龄化社会的一系列问题，治本的方法还是人口的增加。这远比延长退休年龄，提高养老金的收缴比例要好得多。当然这也并非是国家放开二孩就立竿见影了，30年的一胎化政策实际对国人的生育意愿有很大影响，要想利用全面二孩政策增加年轻人口，还是需要诸多的鼓励措施，提高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