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法律适用

                  ——兼评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5号

   【内容提要】2005年10月27日修订通过的《公司法》第二十条设置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但如何对其进行适用仍是司法实践的一个难题，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15号未解其疑，更增其惑。本文将公司制度的演变史作为研究进路，剖析了构成现代公司制度两大基石的法人人格制度和有限责任制度的历史渊源和法理逻辑关系，从而挖掘出公司法人格否认的本质内涵——股东违反分离原则，并以该原则作为路径依赖，阐述了适用公司法人格否则的一般情形和衍生情形。最后，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指导案例15号进行了评析，特别指出在法律适用上还应援引《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关 键 词】法人人格 有限责任 分离原则 公司法人格否认 指导案例15号

   2005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的《公司法》，以成文法的形式规定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世界各国公司立法中开创了历史先河。该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从以上条文来看，新公司法对于公司法人格否认的规定是抽象化和原则性的，并未涉及到诸如构成要件、适用情形、责任界定和程序设计等一系列具体操作层面的问题，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很大困惑。

   2013年1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第四批指导性案例，其中指导案例15号“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诉成都川交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下称“徐工案”），就是一起典型的公司法人格否认案件。但是，该起案例的发布，却更增加了我们的迷惑和不解，因为该案例涉及的不是股东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而是关联公司之间的债务承担，与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的内容大相径庭。2009年，笔者曾对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历史变迁和法理根源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并撰写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探析》一文。现敝帚自珍，温故知新，在原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徐工案”，谈谈对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法律适用的一些认识。

   一、公司法人格否认概念辨析

   公司法人格否认，也称公司法人人格否认，英美法系一般使用“揭开公司面纱”的说法，大陆法系则定义为“股东直索责任”。参照百度百科的定义，公司法人格否认“是指为阻止公司独立人格的滥用和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就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实，否认公司与股东各自独立的人格及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直接负责，以实现公平、正义的法律制度。”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来看，2008版的案由中还有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一席之地，列在“252、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赔偿纠纷”中。但在2011版的案由中，却丧失了“独立地位”，被纳入到“257、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中去了。而在“徐工案”中，法院所定的案由仍是传统的“买卖合同纠纷”，只是在案件审理中适用了公司法人格否认的规则而已。

   笔者认为，“公司法人格否认”这一概念并不准确。因为，从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来看，表象是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遭到滥用，结果是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也就是说，真正被否认的不是公司法人独立地位，而是股东的有限责任。就具体个案的法律适用和裁判结果来看（如“徐工案”），也没有哪一家公司因法院判决被剥夺法人人格。所以，“公司法人格否认”是名不副实的，名为公司法人格否认，实为股东有限责任否认。从这个意义上说，严谨、缜密的大陆法系人定义的“股东直索责任”才是最能抓住本质的概念。但考虑到中国的语境习惯，下文仍采用最高法院发布第四批指导案例中的“公司法人格否认”这一概念。

  二、法人人格制度和有限责任制度的历史逻辑关系

   通过概念辨析，我们可以看到，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与“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这两个概念是紧密相连的，它们被称为现代公司制度的两大基石。因此，要想深入认识公司法人格否认，首先应从历史考察的角度了解法人人格制度和有限责任制度是如何诞生、发展及相互作用的。

   1、人格独立。在古罗马时代，根据古罗马法的二元体系，“人”除了具备生理意义外，还需法律赋予其权利（包括自由权、市民权和家族权）才具备“人格”。这种人与人格分离的法律理念扩大到团体上，包括自治城市、教会、行会或商业团体等都可以与其成员相分离而具备独立人格。到了中世纪欧洲，商业行会成为经济领域的主角，为了维护其垄断地位，这些行会通过受领皇家特许状或经国会法令特准成为了特许公司，这就正式宣告了公司独立人格依法设立原则的成立。于是，从特许公司开始，公司才成为“法人”——法律拟制的人，从而与其股东人格相分离具备了独立人格。

   2、财产独立。中世纪的特许公司本质上还是行业联合组织，加入其中的成员只是为了获得该行业的特许经营权，具体的商业事务都是由成员自行负责，风险和收益也归成员个人，这种松散联合体性质的公司无法拥有独立的财产权。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一方面船舶的建造、运行和维护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另一方面海上贸易的专业性和风险性又使得投资者无法或不愿跟船出海贩运，于是一些海外贸易公司就将资本分为若干等额股份，每一股份由投资者认购并可自由转让，而公司具有整体上的经营权，这就产生了合股公司。由于投资者众多、分散，而且无法全部参与海外贸易业务，一旦认购了股份就丧失了对缴付出资的控制支配权，而拥有、支配资本及由此形成的财产的主体就只能是公司自己。于是，从合股公司开始，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相分离，开始享有独立的财产权。

   3、意志独立。古罗马公司在处理成员共同事务时，遵循的是“与每个人利害攸关之事，得由每一人斟定。”这一原则就是股东会的渊源所在。股东会以资本多数决的方式管理公司，股东个人意志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才能上升为公司意志，这就意味着公司意志具有了相对独立性。到了合股公司阶段，由于股东众多且分散，只能通过挑选少数人来管理公司事务和财产，这种股东代理机构就是董事会，它的出现标志着公司意思自治机构的成立。之后，在西方三权分立的背景下，对日益膨胀的董事会实施监督权的监事会也顺运而生。这样，各自行使独立职权的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共同构成了公司内部治理机构，使得公司具有了独立意志。

   4、有限责任制。从古罗马起到十七世纪后期，尽管公司形态有了很大发展，也具备了独立的人格、财产和意志，但公司投资者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责任仍被奉为不可违背的圭臬。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无限责任制成为了一把束缚投资者手脚的枷锁。因为，商业风险的不可预测性，使得投资者担心投资失败后因债务无限追索而倾家荡产，所以投资欲望始终不高，尤其在高风险、高投入和新技术等行业上更是谨小慎微，导致公司规模难以壮大、技术更新举步维艰。随着近代海外殖民贸易的不断拓展，开始出现了两合公司，即一部分投资者（如银行企业家）仅通过认购股票的方式出资，不参与出海贸易等经营活动，他们以持有的股票面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船主企业家除出资外，还负责具体的经营活动，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责任。欧洲一些国家出于推行海外殖民统治的政治需要和保护本国投资者利益的经济目的，起先是被动的以特许方式对某些海外公司的股东赋予有限责任的特殊待遇，后来发展到主动通过立法方式（1855年英国《有限责任法案》）创立了有限责任制。随着有限责任制的蓬勃发展，最终出现了全部股东仅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的有限公司，这才标志着公司制度步入了现代公司的阶段。

  三、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法理根源——股东违反分离原则

   通过历史考察，我们看到，一部公司的发展史可以看作一部分离史或独立史，在这个制度变迁过程中，股东和公司之间关系的演变（即“分离-独立”），形成了法人人格制度（包括人格、财产和意志的独立）和有限责任制度这奠定现代公司制度的两块基石。有限责任虽然名为“责任”，但究其本质，是股东得以免除对公司债权人负直接、无限责任的“权利”。那么，股东要想获得有限责任这一权利，应当履行哪些义务才能换取呢？通过对上述历史关系论的分析，笔者认为，股东要履行的义务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人格分离的义务。现代商法要求公司必须依法登记才能设立，从而享有民事主体资格，所以，股东应当履行依照法律规定的设立条件进行公司注册登记的义务，从而让公司的人格与股东的人格相分离。

   2、财产分离的义务。这一义务是通过缴付出资或认购股份来履行的，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即发生分离，丧失了对其出资的所有权，该出资转为公司的独立资本并进而形成公司的独立财产权。

   3、意志分离的义务。公司的独立意志能力是通过内部治理机构来实现的，公司设立后除了由出资人成立股东会外，还要设立独立行使管理权的董事会和独立行使监督权的监事会等公司意思机关。

   4、维持分离原则的义务。上述分离义务是股东在公司设立之初应当履行的义务，更为重要的是公司存续期间，股东应当维持公司的独立人格、独立财产权和独立意志机构。也就是说，股东只有在公司设立后继续遵守和维持分离原则，才能持续享受有限责任的权利。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股东和公司之间的关系走过了一条“从分离到独立，因分离而独立，要独立必分离”的发展轨迹。这是长期利益博弈下的理性选择，让公司成为处理股东和债权人之间债务关系的重要桥梁，即股东和债权人之间达成了这样一种社会契约：一方面，股东向债权人承诺履行分离义务，以保证公司保持独立人格和独立意志，并以其独立财产形成独立责任能力；另一方面，债权人也向股东承诺，如果股东信守承诺，那么自己在与公司发生交易时，仅以公司的独立财产作为实现债权的担保，即使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也不直接向股东追索。也就是说，股东履行了分离义务，才使得公司存在独立人格、享有独立财产、具有独立意志，从而建立起法人人格制度，并对外部债权人承担独立责任，股东也得以换取有限责任的待遇。如果股东违背了分离原则，行使了滥用行为，使得公司法人人格遭到破坏，公司在独立人格、独立财产和独立意志上缺失一项或几项，那么，债权人就可以不再认同股东享受有限责任的权利，从而对股东行使直接、无限的追索权。简而言之，就是“有分离就有独立，无分离则无独立”。而“无独立”的结果，就是公司法人格遭到了否认，这便是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法理逻辑所在。

   四、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情形

   揭示了基本法理后，可以从股东是否违反分离原则的角度，对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情形进行比较清晰的归纳。需要指出的是，现实经济生活中，股东不会只单纯违反某一项分离原则，往往是同时违反多项分离原则，形成多种滥用行为相互交叉、结合的局面。

   （一）违反人格分离原则的情形

   1、人格缺失

   公司的人格依法设立而存在。如果公司在注册时缺乏法定的设立条件（如股东实际缴付的注册资本低于法定最低资本额），那么其在形式上虽然是公司，但实质上缺乏取得民事主体的资格，可以对其法人人格予以否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被撤销或者歇业后民事责任承担问题的批复》就规定：“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虽然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但实际没有投入自有资金，或者投入的自有资金达不到《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五条第（七）项或其他有关法规规定的数额，或者不具备企业法人其他条件的，应当认定其不具备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开办该企业的企业法人承担”。

   2、人格混同

   这是最为广泛适用的否认公司法人格的情形，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但是，人格混同的情形五花八门，难以尽述，一般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机构、人员混同，公司和股东在组织机构和构成人员上严重交叉、重叠；（2）业务混同，“公司业务以股东名义进行，交易对方难以分清是与公司还是股东进行交易”，“公司与股东之间的业务持续地混同，具体交易行为、交易方式、交易价格受统一控制股东支配或操纵的”；（3）其他混同，比如公司与股东的账簿合一，以及注册地、营业地、银行账号、对外公布的电话号码完全相同等。

   （二）违反财产分离原则的情形

   1、违反出资义务

   股东放弃或让渡出资所有权，是财产分离的基本前提，也是股东换取有限责任的基本义务。如果股东存在违反出资义务的行为（包括虚假出资、出资不实和抽逃出资），就应承担相关的民事责任。但是，《公司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仅规定了在这三种情形下股东对公司的责任和对其他股东的责任，但没有规定股东对债权人的责任，以致这个问题一直以来争议不止。从目前的司法解释和审判实践来看，一般适用补足出资责任，即要求股东在其不实出资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笔者对此并不认同，因为，出资义务是股东最基本的义务所在，违反这一义务与财产分离原则根本相悖，对此应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判令该股东承担无限责任，才能最大限度杜绝此类情况的发生。

   2、财产混同

   这与人格混同一样是最为广泛适用的情形，但其具体内容也同样难以穷尽。从实践来看，大致包括如下方面：（1）股东将公司财产作为个人财产支配，任意调用、转移、侵吞公司财产；（2）公司财产被用于个人支出而未适当记录；（3）公司的盈利与股东的收益不加区分，致使双方账目不清；（4）公司与股东的资金混同，并持续使用同一账户；（5）公司的经营场所与股东的经营场所或者居住完全同一；（6）公司和股东共同使用同一主要设备等等。

   （三）违反意志分离原则的情形

   1、过度控制

   根据现代公司法的规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股东会与董事会各在其位，各司其职，是股东履行意志分离义务的主要表现，也是公司产生独立意志机构的根本来源。如果股东违背意志分离原则，越过正常边界，对公司管理权横加插手，甚至使得公司丧失自己的独立意志，成为股东的“另一个自我”或牟取私利的工具，就有必要否认其法人格。过度控制这种情形一般不是单独存在，它往往与人格混同、财产混同等情形相互交叉，主要发生在控制股东特别是母子公司的关系上，如：控制股东操控了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甚至还自己担任经理，集各项大权于一身；控制股东将公司当成从事不正当行为并规避债务的工具，甚至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母公司将子公司作为其经营业务的一个部门来使用等等。一般来说，认定过度控制的构成要件有三：（1）控制股东对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进行了广泛、持续的控制和支配；（2）这种控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非被控制公司的利益；（3）这种控制造成公司债权人利益受到损害的后果。

   2、公司空壳化

   这是过度控制与人格混同达到极端化的一种情况，形象的说法就是“皮包公司”。这种空壳化表现在：公司完全成为股东的私人财产或“提款机”，在外人看来股东即是公司，公司即是股东；公司的内部机构和决议程序名存实亡，股东会、董事会长期或根本不召开，监事会也形同虚设；公司未建立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甚至干脆不建账；公司甚至没有自己的固定营业场所，而是由股东挂着橡皮图章搞“流动办公”；在公司陷入经营困难或者负债累累后，原公司的人、财、物可以随时、轻易的脱钩，另行组成新公司进行经营，而将债务遗留在原公司。这种空壳化、形骸化的“皮包公司”完全丧失了独立人格、独立财产权和独立意志，无疑应当否认其法人格，要求股东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四）其他衍生情形

   1、资本显著不足

   从法理上说，只要股东履行了出资义务且未抽逃出资，公司资本显著不足并不违反分离原则，在这种情形下否认其法人格的法理依据不足。支持方的观点认为，公司资本是公司对外承担责任的最基本的担保，如果股东只需较小的出资，就可以将公司作为以小搏大的工具，从事风险远远超出公司资产可以承受的经营业务，并在风险造成后可以利用有限责任来规避，从而将风险转由债权人甚至社会来承担，这就构成了对有限责任这一权利的滥用。因此，该情形在国外判例中被广泛采用。笔者认为，这一情形主要还是出于现实的考量，甚至蕴含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考虑。在适用时应持审慎态度，一般不应作为公司法人格否认的唯一依据，还要结合其他的情形来综合认定。

   2、实质上的一人公司

   根据《公司法》第64条的规定，一人公司的股东对公司的财产独立性承担举证责任，不能举证的则适用法人格否认，这是股东违反财产分离原则在一人公司上的具体运用。但在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夫妻公司、父子公司、家庭公司等情形，还有一些公司只有一个真实出资的股东，但为了获得有限责任的权利，找了若干人作为虚设股东、挂名股东组成有限责任公司。这些公司虽然名为有限责任公司，却往往行一人公司之实。如果这些公司的股东存在滥用行为，致使公司不具备独立的人格和意志，则可认定为实质上的一人公司并适用第64条关于一人公司的特殊规定。

   3、关联公司人格混同

   在现实经济中，基于贷款、税收政策、商业合作以及组建集团公司等方面的考虑，出资人往往设立几家存在相互持股或其他关联关系的公司，这些公司之间存在人员、业务、财务和资产混同等情况，主要通过关联交易转移资产和利润，从而规避债务和逃避税收。究其本质，这仍然是违反分离原则（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分离原则）的一种扩张化现象。在国外，已有判例将公司法人格否认扩张适用于这种关联公司人格混同的场合中，称之为“三角否认”或“三角刺破”。在这一过程中，“责任以三角的路线流动，首先从被控制的公司流向控制股东，接着从该控制股东流向其他受制于该股东的具有关联关系的公司。”这样，除在发生直接持股关系的公司之间可以适用法人格否认外，还可以延伸到不具备直接持股关系的关联公司之间，都可以成为承担责任的主体。

   4、“反向揭开”

   “反向揭开公司面纱”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提出的，通常被运用在母子公司的关系上。母公司基于某种目的，利用其对子公司的控制权向子公司甚至下一级子公司转移资产，从而滥用子公司的独立法人人格来规避自身债务，损害母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比如上市公司只是一个漂亮的壳，实体资产都通过关联交易等方式转移至旗下公司；再如在海外注册一个公司，然后摇身一变以外国投资者的名义在国内设立多个外商企业或者间接控制多个国内公司，接着在这些公司之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从事关联交易，进行财产转移等。“反向揭开”（也称反向适用）的法理本质仍然是违反分离原则，只不过其具体形式和责任流向与“传统揭开”正好相反。如果说“传统揭开”是让股东对公司的债权人承担责任，那么“反向揭开”则是让公司对股东（子公司对母公司）的债权人承担责任。

   5、实际控制人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基本功能是规范股东与公司关系及追究股东责任的，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一个趋之不去的魅影就是实际控制人的存在。根据《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三项的定义：“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实际控制人虽然不是出名股东，但也应遵循分离原则保持公司人格、财产和意志的独立性。但是，由于实际控制人本身具有相当隐蔽性，加之公司法并未规定实际控制人的认定标准、责任承担等内容，致使实际控制人即便实施了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行为，也不容易被追究法律责任。笔者认为，如果上述各种滥用情形是实际控制人所为，或是其通过某股东共同实施，亦可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要求实际控制人承担连带责任。

  五、对指导案例15号“徐工案”的评析

   1、基本案情简介

   原告徐工集团诉称，川交工贸公司拖欠其货款未付，而川交机械公司、瑞路公司与川交工贸公司人格混同，三个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某及川交工贸公司股东等人的个人资产与公司资产混同，均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请求判令：川交工贸公司支付所欠货款1000余万元及利息；川交机械公司、瑞路公司及王某等个人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09）徐民二初字第0065号民事判决：一、川交工贸公司向徐工集团支付货款1000余万元及利息；二、川交机械公司、瑞路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徐工集团对王某等人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徐工集团未提起上诉，川交机械公司和瑞路公司提起上诉。经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后，作出（2011）苏商终字第010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笔者通过网络搜索，查到了该案的二审判决书，但一审判决书未能找到。

   2、该案例主要适用关联公司人格混同的情形

   例举完公司法人格否认的适用情形后，就可以对“徐工案”进行对号入座，将关联公司人格混同这一扩大化情形适用于该案。对此，案例的裁判要点亦清楚阐明：“1、关联公司的人员、业务、财务等方面交叉或混同，导致各自财产无法区分，丧失独立人格的，构成人格混同。2、关联公司人格混同，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关联公司相互之间对外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具体而言，案例中通过大量的证据和事实，表明涉案的三家公司虽然工商登记为彼此独立的企业法人，但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其表征人格的因素（人员、业务、财务等）高度混同、界线模糊，导致各自财产也相互混同，已丧失独立人格，构成了关联公司人格混同的情形，故而判令川交机械公司、瑞路公司对川交工贸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该案中，还有一些不易明说但影响判决结果的事实：川交工贸公司是一家不拥有实体资产的贸易公司，而瑞路公司系一家具有建设工程资质的建筑企业，川交机械公司是一家改制的国有企业，名下均有资产。三家公司以川交工贸公司与徐工集团签订合同，然后通过关联交易和不当行为（如货款进入股东、财务的账户未说明去处，三家公司之间有大量的拆借款等）将资产转移到川交机械公司和瑞路公司，而将债务留在无偿债能力且濒临破产的川交工贸公司，这种做法就是对公司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的一种滥用，为了实现公平、正义原则，可以突破公司作为独立法人仅对其自身债务承担责任的法律规定，要求川交机械公司、瑞路公司对川交工贸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3、该案例可能存在的其他适用情形

   该案中，原告徐工集团还有一项诉请（即要求王某及川交工贸公司股东、财务人员等个人承担连带责任）被法院驳回。原告提出该诉请的理由是王某等人的个人资产与公司资产混同，但从案件事实来看，认定资产混同的证据不足，特别是要求不参与公司日常经营或股权已转让的小股东以及只是执行职务行为的财务人员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但是，笔者认为，可将王某系川交工贸公司实际控制人并对该公司实施了过度控制，以及对三家关联公司的人格混同起到实质作用为理由，要求王某对川交工贸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为，从本案事实来看：（1）王某是川交机械公司和瑞路公司的控股股东，曾经担任川交机械公司法定代表人8年半之久，一直都是瑞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王某是川交工贸公司绝对控股股东张家蓉（占90%股份）的丈夫，张家蓉并未参与该公司的具体业务和财务，都是由王某负责；（3）王某担任了三家公司的经理职务，主持三家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4）三家公司的财务凌某、出纳卢某接受徐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询问时称，王某是三家公司的实际拥有人，掌控了三家公司的财务权，只要有王某的签字，三家公司就可以对外付款。由此可见，王某是川交工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该公司具有相当的控制权是无疑的，但是否达到了过度控制的程度以及是否具备过度控制的三个构成要件，在证据上还略显不足。但这是原告诉请理由不恰当造成的方向性错误，如果当初诉讼火力集中（仅针对王某一人）且在认定实际控制人并实施过度控制方面搜集和挖掘证据，或可锁定王某的责任。最高法院发布该案例后，对如何使用司法裁判工具遏制当前愈演愈烈的关联公司利用关联交易转移资产和利润的难题，实为雪中送炭之举，如果进一步将实际控制人的认定及责任也纳入其中，则更显锦上添花之美。

   4、关于法律适用及兼论案例指导的功能性

   本案争议最大的问题在于法律适用，缘于所适用的并非一般情形，而是关联公司人格混同这一衍生情形。一审法院在说理部分运用了公司法人格否认，但判决主文仅引用了《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相关条款，只字未提《公司法》的规定。对此，川交机械公司和瑞路公司均上诉称一审法院所引用的法条不能说明他们应对川交工贸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二审中，江苏高院才创造性的“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作出了判决。但要注意，二审法院使用的是“参照”而非“依照”的字眼，而且用了“其危害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的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情形相当”的表述，说明底气还是不够的。因为，《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的是股东实施滥用行为后，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而本案是关联公司实施滥用行为，相互之间对外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二者无论从责任主体、具体情形和适用结果来看，都相差甚远。最高法院在发布该指导案例时，再次进行了修正，援引的相关法条改为《民法通则》第四条、《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和第二十条第三款。可见，“徐工案”的法律适用至少是尴尬的。

   现实生活中，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的情况层出不穷，而且衍生情形还不断发生（如“三角刺破”和“反向揭开”），想要包罗万象地囊括所有情形，既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认识规律，在法技术上也无法周延。吉林大学蔡立东教授就认为，“法人人格否认乃是一种衡平性的规范，其在法技术上的规律性特征就是模糊性规定。法律的模糊性规定带来法律的弹性，以法律的弹性应对规范对象的复杂性、变动不居性和连续性，以一驭万，造成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效果。”清华大学朱慈蕴教授也认为，修订后的《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虽然明确规定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但面对一些扩大适用（如“徐工案”）和反向适用的情形无力作出回应。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可以直接援引《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作为正当的法律依据，以适应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的变化。从这一意义上说，最高法院未将《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作为法律适用条款，还是稍嫌欠缺。

   笔者认为，《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体现了民法的“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这一原则的来源还是诚实信用这一帝王原则。然而，援引《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的“公平、诚实信用”原则固然可以覆盖，却流于宽泛（按此逻辑，任何案件均可引用该条），缺乏针对性和说服力。所以，在处理一般情形的案件中，可以直接引用《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在处理衍生情形的案件中，则可以结合适用《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和其他法律规定（但涉及一人公司可以直接援引《公司法》第六十四条）。虽然“徐工案”略有不足，但瑕不掩瑜，徐州中院和江苏高院的法官遵循基本法律原理，充分运用法律智慧，敢于突破现行法律规定的做法，令人赞佩。最高法院选取这一具有争议的案例，则最充分的展现了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所倡导的“先进的司法理念、公平的裁判尺度、科学的裁判方法”这一核心精神实质。我们知道，包罗万象、尽善尽美的法律只能是人们纯真而完美的梦想。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前，立法永远是一个“接近完美而无法达到完美”的过程。在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无限而复杂的社会是无法被有限和确定的法律所穷尽，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制定法所表现出的原则性和滞后性在所难免。所以，指导性案例具有“弥补法律条文过于原则、模糊乃至疏漏方面的作用”。从目前最高法院已公布的16起指导案例来看，“徐工案”是最具突破性和创造性的。对该案例的正确理解和参照并将其精神内涵推广到其他公司法人格否认案件的审判中，很大程度上可以让法官摆脱亦步亦趋的适法之举，开拓法官的知识视野和思维路径，在司法领域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为结语。

【参考文献】

1、朱慈蕴：《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理论与实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

2、虞政平：《股东有限责任——现代公司法律之基石》，法律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3、董学立、张强：《股东有限责任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理论——兼与孟勤国、张素华先生商榷》，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20卷第4期。

4、方流芳：《中西公司法律地位历史考察》，载《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

5、刘俊海：《论新<公司法>中的揭开公司面纱制度》，载《公司法评论》，2006年第1期。

6、蔡立东：《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衡平性》，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7、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5号“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诉成都川交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

8、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苏商终字第0107号民事判决书。